当地时间4月27日，《斯德哥尔摩公约》第五次缔约方大会进入第三天。随着讨论的逐渐深入，一些此前不太引人注目的“利益相关方”更多进入与会各方的视线，溴化阻燃剂的回收问题也成为焦点议题之一。

缔约方大会上有三种人，缔约国代表、国际组织和观察员，他们的身份可以轻易地从各自佩戴的胸牌颜色上分辨出来。这三种人中，只有缔约国代表有决定各项事务的权利，联合国机构等国际组织一般扮演支持性角色，观察员的构成则最为丰富多彩。

在观察员中，一个最不能忽视的庞然大物就是美国。因为其国内政治复杂，加入国际环境公约又往往需要在国内修法，并获参议院通过，美国游离于多个重要的国际环境进程之外。比较有名的是关于气候变化的《京都议定书》和《生物多样性公约》，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也不例外。

虽然如此，美国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对这些进程施加影响、为自己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的机会。在很多时候，美国作为“影子代表团”出现，其“观察员”的规模甚至超过很多缔约国的代表。

《斯德哥尔摩公约》第五次缔约方大会会场。

此次大会召开之前一周，美国团就召开了一个“利益相关方吹风会，”就大会涉及的一些主要议题，如农药硫丹禁用、溴化阻燃剂废物的回收等问题提前给非政府组织和企业通气。在硫丹问题上，美国由于国内已决定禁用，倾向支持全球禁用。但在溴化阻燃剂的回收问题上，则又摆出“绊脚石”姿态。

针对美国的可能动作，IPEN选在大会第二天讨论溴化阻燃剂问题之前发出新闻稿，公布了一份针锋相对的调查结果。该结果显示，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发达国家境内的地毯垫中，普遍存在禁用的溴化阻燃剂，有些甚至超过欧盟的危险废物标准。也就是说，消费者购买的这种“新”地毯垫基本属于危险废物。发展中国家类似产品的检测结果，则未出现上述情况。因此，美国拿发展中国家做挡箭牌的理由不能成立。

不出所料，当大会进行至此议程时，美国就“可操作性”问题发难了。紧接着美国发言的正是IPEN的代表，他以新鲜出炉的调查数据来反驳，成功地“平衡”掉美国的部分观点。随后，一些国家建议将此议题纳入一个工作组继续讨论，保持了此议题向前进展的动力和可能性。

因其持久性、生物蓄积性和生殖毒性等一系列危害，《斯德哥尔摩公约》在2009年禁用了一系列溴化阻燃剂。公约的专家委员会此次则建议各国尽早将含有这些溴化阻燃剂的废弃物，如废塑料、废泡沫等，从废物流中分捡出来妥善处置，并防止其继续进入用回收材料制造的产品，如地毯、沙发垫乃至填充玩具中。

这种回收行为在北美和西欧国家普遍存在，甚至还有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此种回收材料的情况。美国则认为对废物流的分捡、处置等不具“可操作性”，并以发展中国家“可能做不到”作为理由之一。事实上，成规模的回收行为基本上只存在于发达国家。

一些NGO在会场底层大厅向面带倦容的各国代表发放免费的“无硫丹”有机咖啡，其志愿者T恤上写着“硫丹属于黑名单”。

美国的态度引发了一些担忧。毕竟，这个庞然大物般的观察员“第三方”有可能左右专家委员会建议的通过，并影响人类最终消除溴化阻燃剂的进程。

于是，另一种观察员进入人们的视线，那就是坐在会场后排、却异常活跃的几十家非政府组织（NGO）。其中一家叫IPEN（国际消除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网络）的非政府组织尤其积极。

在本次大会上，与IPEN一样活跃的还有很多非政府组织，他们或专注于农药议题、或代表北极原住民的权益、或为妇女儿童健康奔走。其中一些NGO在会场底层大厅的中心支起了一个简易亭，向面带倦容的各国代表发放免费的“无硫丹”有机咖啡，其志愿者身穿的T恤上写着：“硫丹属于黑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