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当前政治与经济环境的发展态势看，我们可能迎来一个新的全球保护主义时代。各国重拾以邻为壑政策的可能性不可低估。主要原因在于全球经济增长持续乏力，而出现重大起色的可能性又很低。
 
在金融危机5年之后的今天，主要工业经济体的表现仍然不尽人意。今年，欧元区国内生产总值(GDP)可能增长约1.3%，日本可能增长1%，美国可能增长2.6%。
 
当前环境将无法为新兴市场经济体提供增加对成熟经济体出口的重大机遇。实际上，倘若今年新兴经济体总体增长率能达到2013年的4.6%，我倒会感到惊讶。
 
欧洲央行(ECB)早就该降息了。失业率一直处于创纪录的水平上，而约0.5%的通胀率则引起了通缩担忧。强化银行体系的努力进展甚微，这拖累了增长和投资。有些欧洲国家发生的趋势，正在助力民族主义政党的竞选——民族主义政党在今年5月的欧洲议会(European Parliament)选举中可能表现很不错，并由此成为一股推动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力量。
 
同时，日本的“安倍经济学”(Abenomics)也没有带来承诺中的增长。日本政府需要更强力地推进结构改革和放松管制，这两者对于让扩张性货币政策产生持久效果是必不可少的。此外，鉴于债务与GDP之比接近240%引起担忧，日本政府也有必要在一定程度上收紧财政政策。
 
美国增长令人失望，主要原因在于某些领域监管加码导致企业信心低迷；新的医保政策可能增加成本；以及两党在联邦预算案上争斗不休令人厌恶。民主党跟共和党并未就这个问题展开谈判，仅仅是公布彰显各自理念的改革蓝图。广受尊敬的彼得森基金会(Peterson Foundation)表示，未来10年内，仅联邦政府利息成本一项，根据两党提议就会达到4.9万亿至5.6万亿美元。
 
另一方面，由于其资产负债表规模已从8000亿美元直线上升至近4万亿美元，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Federal Reserve Board)已开始缩减政府购债规模。关于终止量化宽松(QE)和利率展望，美联储一直沟通不力，也加剧了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随着投资者寻求短期收益，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投资流入和汇率都受到了冲击。
 
每个地区的新兴经济体都另有各自特别担忧的问题。比如，中欧经济体发现很难增加对停滞中的欧元区的出口；它们看到西欧一些银行在缩减业务；作为乌克兰危机的直接后果，它们也可能遭遇天然气价格上涨和投资流入减少的局面。再有，土耳其国内的政治冲突正在伤害这一重要经济体。又如印度，政府不久后可能更换执政党，或许随后会推行大胆的计划以重振经济，但该国首先必须扭转根深蒂固的官僚作风。
 
在实现2014年GDP增长目标7.5%的巨大压力之下，中国刚刚公布了一项刺激保障房建设的计划，以推动经济总体增长。然而，中国又将不可避免地打压过度增长的影子银行，以及银行对国有企业、省市级政府的大规模放贷，这又会削弱前述刺激计划的成效。
 
一直以来，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大宗商品出口收入增长迅猛，但当前中国对大宗商品需求降低对所有这些国家都产生了冲击。比如，拉美许多国家都是这种情形，许多政府至今仍未实现经济的足够多元化。委内瑞拉和阿根廷存在的经济与政治问题，也使拉美2014年充其量只能实现小幅增长。正是在当前这种环境下，对压力之下的政客、对那些希望选举获胜的人，保护主义政策可能会很有吸引力。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国家竭力压低本币汇率以图获得优势，其他国家则会提高对很多类产品的进口门槛。这种趋势可能会很快加强。我们已然看到，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银行监管当局采取的做法，破坏了国际金融系统的凝聚力。
 
那些旨在防范保护主义的重要机构眼下似乎睡着了。世界贸易组织(WTO)陷入一系列琐事，这延缓了始于2001年的“多哈回合”贸易谈判的进程。俄罗斯刚刚被踢出八国集团(G8)，倘若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继续紧张，当二十国集团(G20)今年11月召开会议时，其在经济政策上取得进展的能力就将受到制约。
 
当前，国际经济动态并非世界领导人关注的焦点，他们正被大量国际政治问题缠身而不能自拔。这种情况颇令人担忧，因为当没人值守之时，国际经济合作就要遇上麻烦了。
 
本文作者为William R. Rhodes Global Advisors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著有《走向世界的银行家：来自全球金融第一线的领导经验》(Banker to the World: Leadership Lessons from the Front Lines of Global Finance)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