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2001年11万亿元人民币增至2010年近40万亿元人民币，世界排名由第6位跃升到了第2位。中国年均进口7500亿美元的商品，相当于为贸易伙伴创造了1400多万个就业岗位。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也为国外消费者带来了巨大实惠，美国消费者过去10年节省开支6000多亿美元，欧盟每个家庭每年可节省开支300欧元。
这10年也是中国遵守规则的十年。中国关税总水平由15.3%降至9.8%，清理了一大批法律法规，这不但为国际社会带来了巨大利益，也为中国在世界规则内行动奠定了坚实的市场基础。《中国新闻周刊》通过对一个国际贸易律师、IT行业、汽车制造业的调查表明，在当今世界格局中，一个封闭的国家既不可能有发展，更不可能有安全，只有真正打开国门，将自己自觉纳入国际游戏规则圈，才能真正带来发展和安全。正是基于此，面对未来，中国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一名律师眼中的WTO生活
借助WTO贸易律师的眼睛，我们或许可以判断，十年后的中国，与WTO的距离是更近还是更远，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会否有所改变
本刊记者/崔晓火
作为一位业内知名的WTO法律“头脑”，北京金城同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彭俊的工作和生活，可以用“忙碌不堪”来形容。但在忙碌之中，却自有章法。
在过去的十一年里，彭俊每周都要耗费数十个小时，浸泡在以逻辑严谨著称的WTO法律条款中。这位熟练运用中英文的法律人，渐渐养成了一丝不苟的习惯。
在与客户交谈和为下属分任务时，尽管彭俊的口吻和风细雨，但几乎每组句子之间都找得到法理学三段论结构。
对于这位1999年入行，2008年便担任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的律师，其从业的十一年也恰逢中国律师行业的“黄金十年”。按彭俊的话说，十年来，无论企业还是政府，凡属WTO事务中的方方面面，都更加重视WTO的非歧视和透明度的原则，也更加重视法律规则和律师行业。当初因为个人情感而选择研修国际贸易法的彭俊，现在也更加坚信自己做对了选择。
在规则应用中提高国际声誉
入世后，中国律师受到了政府的保护。根据中国加入WTO之前签订的《服务贸易总协定》，国外律师不能在中国提供中国法律咨询服务。
然而在彭俊眼中，政府保护并不是让国内的律师行业在入世之后进入黄金发展期的原因。在他看来，国内律师在与国际接轨过程中，自身法律素养得到不断提高，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之道。也正因为服务了十年WTO规则，中国的律师也渐渐取得了国际声誉。
这种能力的全面提高，基于一件接一件的个案训练。
1999年，他第一次接触了反倾销的调查。
当年，美国商务部首次针对中国企业出口的浓缩苹果汁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并很快对中国企业的果汁出口设置关税限制。十余家选择应诉的中国果汁企业通过彭俊等律师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上诉，在美国进行行政复审，终于在四年后争取到“零税率”的结果。而去年，美国商务部宣布终止了这一针对中国果汁出口的反倾销税令，该案也成为中国企业应诉美国反倾销调查史上的一桩大事。
2004年，彭俊开始和中国商务部一起工作，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作为WTO争端解决的第三方代表，参加了包括美国与墨西哥之间牛肉大米案在内的多起贸易争端，并在中国不作为当事方的第三方案件处理中，发表独立意见。这段时间，是业内人士眼中中国在世贸组织中的“小学期”。
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和总结WTO案例裁决报告是规模浩大的工程。单是2007年至2009年之间的中美出版物市场准入争端案，WTO仲裁委员会专家组报告就长达485页，并充满了世贸规则的严谨逻辑。
“WTO法律体系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理能力。成员间出现了矛盾，不是单方面报复，而是投到这个机制和法律程序的框架中，最终的裁决也让贸易大国都乖乖遵守。对于国内学习法律的人士来说，这都是很好的启示”，彭俊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随着入世“过渡期”在2006年结束，涉及中国各类贸易调查也呈现上升趋势。
据商务部的统计，自入世至2010年年底，中国受到贸易救济调查共692起，涉及总额约400亿美元。其中，中国还不幸成为连续16年世界上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并且连续5年成为遭遇反补贴调查最多的国家。中国出口产品的贸易摩擦爆发式增长的同时，国内企业也遭受了高税率等败诉惩罚。
在WTO框架内，多年来涉及中国的诉讼共有22起。其中，彭俊参加了4起案件的辩护。这4起案子中，中国的政府和行业分别是两起应诉，两起起诉。
在彭俊看来，涉及中国的贸易争端数量，超过一半是涉及反倾销、反补贴和保护措施在内的贸易救济争端。这也暗合了中国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与社会现实。而入世后中国的被诉案中，还涉及出版物、电子支付、原材料和金融信息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等争端。
“实际上，贸易救济只是WTO框架下很小的一部分”， 彭俊判断，“不过在未来几年，它还会是主要内容”。
中国与WTO，更近还是更远
在作为贸易和投资律师的十一年间，彭俊见证了中国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演变。
和十年前相比，中国民间草根力量具备的开放态度，以及人们对于网络民意、消费投资的观念都在全面与国际接轨。彭俊就在一次接案子的过程中，从国内民营企业身上看到了对于WTO规则意识的希望。
2001年，在代表浙江一家球轴承企业应对美国反倾销调查时，彭俊帮助这家企业实现了行业中唯一获得零税率的结果。之后，这家企业由于要接受外资投资，受到了极为严格细致的调查，这一近乎严酷的过程，也让该企业的董事长大呼头痛。
不过，在接下来转而收购国内企业的过程中，这位董事长却聪明地把这种规则意识潜移默化地转向了国内，并善用规则为自己服务。“老外怎么折磨我的，我就怎么折磨它。”这位董事长打趣地说。
这名企业家对于规则意识的尊敬，在彭俊眼中，或许象征着中国社会对待WTO规则态度的普遍转型。
但与此同时，作为世贸成员的中国在包括金融、法律等服务领域开放仍然有限。其中，出口退税比重大，金融、工业国有企业享受的行政优势和成本补贴，在引发贸易争端的同时，也对国内民营资本筑起准入门槛。这一系列现实，都不利于中国2016年之前在世贸组织成员中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在具体的代理诉讼案件中，彭俊对上述壁垒感同身受。
彭俊觉得，尽管国人只是从媒体中浅显地了解WTO，但是加入世贸以来关税降低的消费观念的转变，参政意识的提高，以及民营经济谋求同等待遇的努力，才是WTO逐步带给中国社会的真正改变。
他认为，如果要看WTO的非歧视原则和透明度原则对中国有哪些影响，只要比较一下，经济生活中的各方力量是否被一视同仁地对待，政府的规则是否公开透明，就一目了然了。
“每个人比较了之后，便会有自己的答案”，彭俊说，“中国政府如能在WTO原则问题上有更多改进，肯定有益于中国在WTO中的地位”。
今年12月，彭俊还会为一个目前仍在进行中的贸易案赴日内瓦进行辩护。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繁忙的辩护日程中，还能否像从前一样，沿着在自己钟爱的日内瓦湖慢跑。
而中国在WTO之路上的马拉松，却仍然未有终点。
